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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大清真寺
世界上第一大清真寺,大地珍珠手链流的黄金分割点,地球子午线中心点,是全世界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和朝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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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严格的教育。”
—— 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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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依靠它的军事力量大肆进攻,同时还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的恶毒方针,尽力挑拨和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寻觅与制造为它所能利用的工具与傀儡,以实现其灭亡的野心。其离间手段之一,就是鼓吹成立“回回国”,妄图分裂回族与其它兄弟民族的关系,并首先在沦陷区建立起亲日的组织,1938年2月7日,日寇利用个别甘心附逆、认贼作父的回族败类如马良、王瑞兰、刘全保之流,在北平成立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其口号为“主张日满提携,打倒万恶共产党”,接着又胁迫华北各地清真寺各自组织分会,并一概配置日籍顾问。
日伪在沦陷区的倒行逆施,自然遭到国内外爱国进步舆论的揭露和遗责。为了掩饰自己的侵略手段,并开展拉拢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攻势,从而进一步孤立中国抗日力量,操纵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的日本顾问,遂计划利用1939年朝觐机会,向聚集在麦加的各国穆斯林进行欺骗宣传,以达到一箭三雕之目的。为了掩人耳目,日方高垣顾向对组织“华北回民朝团”的人选,曾煞费苦心,最后选定由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总务部长唐易尘、委员刘德润、“日本顾问附”马良璞及来自包头和阿拉善旗政治色彩不明显的张英和苏瑞祥两位阿訇共5人组团。据唐易尘在《麦加巡礼记》一书中记述:“余于民国二十七年冬,充任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总务部长时,关系当局(编者按:指日伪政府)有赞助朝觐麦加之动议,余与高垣顾问,遂对人位推定,加以慎重之权衡。盖此行之目的,必先明了,否则人位不当,影响将来。”事后,尽管某些当事人竭力否认此行曾接受日方给予的政治使命,并表白自己的清白无辜,但所谓“华北回民朝觐团”确实是受日本侵略者指派和包揽经费的,这一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而其出行的恶劣政治影响,也是有关当事人难辞其咎的。别的姑且勿论,就从他们所带行囊的丰厚程度来掂量,他们也不同于普通的中国哈吉,而显示出有“后台”撑腰的复杂背景,从中可以窥见日本侵略当局对这次西行游说活动投资不小,期望甚大。
1939年,对于留学埃及的28位中国回族青年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2月18日,他们突然接到重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唐柯三、孙燕翼、达浦生、马松亭四位先生联名发来的电报,要他们全体学生立即组织“中国回教朝团”赴麦加,以便为国家作广泛的抗日宣传,同时监视“华北回民朝觐团”。当时,离最后一期朝觐班轮起程只差5天了,而5天之内又有主麻聚礼日和星期日,海关实际办理手续的时间只剩了3天,但留学生们深受此次朝觐重要意义的鼓舞,一致表示要如期出发,并连夜召开会议,讨论了工作计划,推举庞士谦、马坚为领队。在中国驻开罗领事馆的帮助下,在短短的3天内,留学生们办完了检疫、办护照及复杂的海关手续,并设法买到半价船票。他们还拜访了正在开罗逗留的沙特外交大臣法索莱,经他批准,减少了在吉达收取的关税。启程前,中国驻开罗领事备茶点为同学们饯行,赠“和衷共济”四个字以资勉励,并集体摄影留念。2月23日晚,28名意气风发的留学生打着“中国回教朝觐团”旗帜,登上了开往麦加的“渗渗泉”号朝觐班轮。
一到船上,留学生们即在各舱室的各国穆斯林朝觐者中开展工作。一边散发传单,一边作口头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穆斯林的暴行,以及欺骗世界穆斯林的毒计。旅客听了十分动容,不明白的还继续发问,留学生们一一给予明确答复。留学生们发自肺腑的爱国热忱,使各国哈吉深受感染,同船旅客一起捧手诵念《古兰经》首章,为中国人民祈祷,其悲壮场景催人泪下。在船上,中国留学生还拜访了爱资哈尔大学朝觐团,以资联络、互助。后该团团长及三位筛海前来回拜,叙谈之余,为中国回教及中国抗战再作祈祷,诚挚之情不可言喻。
留学生们于2月26日抵达吉达,只见这里市场日货充斥,就是念经用的“太斯比哈”(念珠),许多都是日本制造的,还有各种彩色手巾。日本为扩充市场,发展海外贸易无所不用其极的事实,更使留学生们产生了爱国警觉。当晚抵达麦加,一到那里他们即与先期到达的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名义朝觐并访问中东的新疆穆斯林马赋良等及西北回教朝觐团的人员取得联系,并告诉他们留学生朝觐团此行的目的,大家一致表示共同对敌,决不能让日伪派遣的“华北回民朝觐团”的阴谋得逞。
2月28日晚上,伪“华北回民朝觐团”五人也悄然溜进了麦加,他们还以为处在这十几万各国朝觐者当中,根本不会有人认识和注意他们。但当向导把他们直接带到一处旅店,而根本没有问他们想住哪儿,好像预先有人作了安排的时候,就开始紧张起来,忙向向导打听缘由,向导解释说,早就有人替他们订好了房间,他们更大吃一惊。等到一群留埃学生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什么都明白了,知道自己从此将处在怎样的一种环境中。其实日本侵略当局炮制的“朝觐团”刚在国内开始行动,就受到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抵制,他们借口大使现在重庆主持工作,留守南京负责馆务的参赞没有见过日伪北平警察局发放的“出境证明书”,所以拒绝在护照上签字,迫使唐易尘一行改变经埃及转船去吉达的传统旅行路线,也放弃了在埃及进行活动的计划。1938年12月初,唐易尘等从北平坐火车抵沈阳,转道大连到上海,在北平、大连均有汉奸和日方人员送行,然后搭乘意大利邮船“康特罗素”号抵达埃塞俄比亚的玛撒洼港,再设法渡过红海,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抵达吉达港。他们刚抵上海,就有新闻界根据北平来电,派记者寻找其下落,并打听他们所负的使命,搞得唐易尘等十分紧张。在他们逗留上海的十多天里,又差不多每天都接到恐吓信,并有人监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更为害怕,几乎天天都搬迁旅馆住处,后来竟不敢在公共租界住了,在一天夜里偷偷迁入法租界隐匿起来。直到登上“康特罗素”号轮船驶离上海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该团的刘德润当即告诉其余四人:“现在我们上了船了,说出来也不要紧了,我们五个人在上海这十几天,是很危险的。因为上海租界里,还有很多的秘密机关,他们听说我们去麦加有特珠使命,我也听说他们对我们有些不谅解,我每天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在他们的神经还没有完全缓过劲来时,船已抵达新加坡,刚要下船观光,就有《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两位记者挤上船来采访,述说他们接到重庆国府的电报,认为五人“负有使命到麦加作宣传”,要唐易尘等说明白去麦加的目的,以便向公众交代。唐易尘等十分紧张,只好搪塞一番,同时又借此机会替主子表功道:“要使各地教民们知道,华北地方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可以出来作朝觐,这正可以和新疆共产党残害朝觐团来作对照的。”此番捏造事实的谎话实际上完全暴露了他们这个“朝觐团”的真实面目。
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刚踏上麦加土地,即处在中国留学生包围之中,他们顿时万分惊慌,唯恐留学生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留学生领队庞士谦当即警告他们要注意自已的言行,检点自己的行为,不准做有损国家的事。有的留学生一见着这几人就怒火中烧,甚为憎恨,主张痛打他们一顿;还有的甚至主张杀了他们。但由于大家身处圣地麦加,朝觐期间又是严禁打架斗殴的,更不用说是杀人了。所以留学生们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方式,做宗教功课时与“华北朝觐团”的五人同时出同时进,对他们的言行严加防范,不给他们丝毫从事阴谋活动的机会。本来这28名爱国学生已使“华北朝觐团”的成员难以对付,再加上当年西北回教朝觐团的众多爱国哈吉及马赋良等人也纷纷来到麦加,更使他们一筹莫展,惶恐不安。
在做完礼拜功课后,留学生们逼迫他们交代此行的内幕。在这些正气凛然的爱国青年面前,“华北朝觐团”的成员不得不承认这次行动是日寇出了15000元钱,叫他们借朝觐之名为敌张目,他们携带的大批礼品是准备趁朝觐之机进行拉关系的。送礼名单上包括沙特、埃及、土耳其许多朝野要人。礼物中有贵重的珍珠项链,上好的丝绸、茶叶、手镯等,在沙特海关入境时,由于东西太多,海关人员甚至认为他们是做买卖的,曾一度扣留。留学生们对他们再次严厉警告,不许他们单独出外,更不许他们以伪组织名义到处活动,为虎作伥。当时监视之严谨,甚至连他们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有一次唐易尘和马良璞出去散步,留埃学生熊振宗一直跟踪着,他听到唐易尘对马良璞说:“我们这回真倒霉,随时随地都有人监视着,真是不自由!”说完两人直叹气。
3月4日,中国留学生集体敬谒沙特国王,当时在位的沙特国王为伊本沙特。那时的沙特很穷,国王在米纳的行宫,通共设有二十间房,四周围是各大臣的帐篷,行宫的前面是一条大路。而国王的皇宫,座落在麦加城的郊外,也是一座楼房,宫门朝南,有十几位卫兵站岗,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门卫并不盘查。王宫客厅靠墙四周都是用木板做的床,上面放了褥子和靠枕。这就是所谓的沙发,都很破旧,根本谈不上富丽堂皇。同学们的印象是,王宫客厅的布置还不如国内小财主家的陈设。国王尚且住如此宫殿,可想当时沙特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贫困了。同学们推举马坚为代表向沙特国王诵读贺词,并说明中国穆斯林一致拥护抗日的立场,希望沙特国王陛下予我以精神上的同情,因为是礼仪式会见,时间很短,沙特国王没有作答词,刘德润、唐易尘等虽也跟随接见,但并不敢暴露身份。他们所带的礼品,都被中国留学生以中国朝觐团名义转送沙特国王,沙特国王收下了礼物。
留埃学生朝觐团在监视“华北朝觐团”成员的同时,还抓紧一切机会进行抗日宣传。团员赵俊复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斥责侵略者侵华罪行的小册子,介绍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形,散发后深受各国朝觐者欢迎,从而对我国穆斯林拥护抗战的情形,表示了深深同情与支持。由于沙特政府不允许朝觐期间在麦加公开搞宣传活动,因此留学生们主要是分头找各国的朝觐者作私人拜访,并把带来的宣传品拿到商店、茶馆、饭馆等通过交朋友等方式进行分发。只要有人想了解中日战争的真实情形,同学们就详细解释,并说明中国是为正义而战,为求生存而斗争,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强暴残忍的侵略战争,必定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当来朝觐的各国穆斯林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尤其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真寺遭到炸毁,无辜教胞遭到杀戮时,都对我国深为同情,对日本侵略者表示憎恨,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到底。
朝觐礼仪结束后,留学生们监督着刘、唐等人回到吉达港。大家经过讨论认为,由于对这批家伙监视甚严,所以他们未敢轻举妄动,但替侵略者效力毕竟是对国家与民族犯下了罪行,因此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学生都觉得不能就此了结,否则太便宜他们。虽然这是外国领土,不能随便采取什么措施,但应该再次对他们进行批判痛斥,让他们吸取教训,回国后不再做有损国家与民族的坏事。
3月10日下午两点,同学们为此举行了一次“鸿门宴”,饭罢茶毕后,这五个人就想溜,留学生哪里能让他们逃脱呢。大家聚拢在一起把他们五个人围坐在中间,这种情形恐怕他们也有几分明白。当马宏毅把门、窗都用力关紧,屋子里顿时光线暗淡时,这五个人吓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以为关住门窗是要打他们一顿。但是留学生们并没有动手,只是严厉地教训他们:“顾亭林曾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既说是诚实礼拜的回回,而且是有点知觉的回民,就不应该受日寇的指使而来替他们作欺骗教胞的工作。虽然你们说是哄骗日寇几个钱来朝觐,但你们却做了日寇的傀儡,而去欺骗国内外的无数教胞,对我抗战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同教,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改过自新,回国后脱离日寇,在可能的范围内为国家做点工作。不然的话,等到抗日军队收复北平的时候,你们就危险了。”定仲明同学则仔细给他们分析说:“你们不是利用敌人吗?实际你们是被敌利用,日本只要轻轻在报纸上作点宣传,华北的回教都被出卖了,然后他们可以去骗回教世界。你们能否代表全中国的回教呢?至于说拿敌人的钱朝便宜哈吉(朝觐),这话更不必说。第一点,你们被敌人利用,你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体回教,便宜在哪里呢?第二点,因为监视你们,致我们所耗费的经济,倍于你们的所得,假使把我们这次所耗费的款子,用于救国,这又是多么大的利益呢?我们为你们,全体动员,旷了一个多月的课,合计起来就是两三年,这又是多么大的损失呢?”有的同学说:“你们不改过自新,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日本人,也就是汉奸了。”其他同学更是冷嘲热讽,他们几个听了,汗流浃背。刘德润擦着头上的汗表示,回国后再不给日寇工作,他也明白,日寇统治的势力越稳固,他们也越受日本人的制约,而日后中国老百姓也不会轻饶他们的。他承认这次幸亏遇上的是爱国的学生和善良公正的穆斯林,不仅保住了性命,也使自己不致在叛国道路上走得太远。唐易尘也涨红着脸,双眼像哭丧似地变得通红,极力表白自己只是在北平办《震宗报》,从来也没反对过抗日,他的言论可从他办的报刊上得知。并ー再表示回国后即不与日寇合作,并争取在一定范围内做点爱国工作,其他几个人也知道自己不表态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于是也纷纷下决心,做保证,不敢怠慢。这个伪代表团终于如丧家之犬掩丑归国,一场由日寇导演的闹剧也就以中国留学生大获全胜而收场。从此以后,日本侵略者再也不搞朝觐活动了。唐易尘等五人在回国时虽然没有和中国留埃及学生、西北回教朝觐团等人同行,但一路上仍然惴惴不安,生怕遇到意外。在回到上海时,五个人还分作两伙,不同住、不同吃,还装作不认识,主要也是怕爱国同胞严惩他们,所以这次西行对他们真是如同一场灵魂审判,根本谈不上作为一个哈吉所享有的荣誉了。
因为害怕,他们离开麦加时,连辞朝都没有做,真是狼狈不堪,失礼失节。而中国留埃学生则胜利完成了这次赴麦加的两项使命,既履行宗教功课又监视伪“华北朝觐团”。在返航途中,他们仍然不忘自己的责任,抓住一切时机宣传抗战。因为在返回埃及的哈吉船上有2000多名乘客,其中有一部分是参加完朝觐回国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其他国家的旅客。这艘名为“快乐公园”号轮船,每天都邀请旅客在广播中讲演。3月16日轮到留埃学生组织的“中国回教朝觐团”演讲,由马坚播音,他首先讲述我国在远东及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其次说到中国回教的概况,介绍中国回教人民拥护抗战的情形及日本轰炸南北各省回民区域与清真寺的惨状,并揭露日本国内并没有回教,去年东京建筑礼拜寺全是欺骗回教同胞的政治伎俩。最后引经典说明日本野蛮无理,必遭主怒,而中国站在正义一边,求生存的正当要求必然受到真主保佑。演说完后,全船掌声雷动。
这次留埃学生集体朝觐天房,可说是他们的一次意外收获。当时留学生的经费主要靠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津贴,外国留学生通常每月在3-20元之间,虽然我国的留学生比较受优待,一般是2埃镑,但这些钱只够他们的生活费,要想进行其他活动根本不可能。因此开罗比起国内来说距离麦加可谓“近在咫尺”,但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去朝觐一次没有宽余经费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这次他们有机会顺利完成了巡礼麦加的天命,大概也是真主的一种有意安排或慈悯吧。
原标题 |留埃学子正气扬 中奸显形麦加城
摘自| 《近现代回族爱国斗争史话》
出版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主编| 张怀武
荐稿 |胡塞尼
播音 |艾米粒儿
编辑| 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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